老子故里历史真相系列② 从《水经注》看老子故里(7)

7.史书之误完全可以对比察觉

   不可否认，由于古代条件所限，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也确有抄错、抄漏、抄颠倒者（这种差错是难免的，即便是今天的印刷品，文字差错率限制在万分之三以内也是允许的），但这些往往是一字之差，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错误，只要把前后文联系对照起来，或与同期其他史料认真对比分析，也很容易矫正出来。比如在老子出生地的记载上，就有个别史书把谯县以“西”抄成谯县以“东”或谯县以“南”了。史书错记的现象也并非绝对没有。比如明代以前历代官修史书均记载老子出生地在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太清宫），但明代官修地理志书《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成书）、《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却把亳县天静宫（今涡阳天静宫）记载为老子出生地。这两部书云：“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由于天静宫与朱氏王朝是同乡，且在明代保存完好，而太清宫在元代承受皇恩较重，与明朝死敌元廷过从亲密，且在元末被韩林儿拆毁，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宗教政策下始终未得以重建，因此，明王朝编修地理总志时，就凭当时尚存的天静宫以及亳县（洪武中城父并入亳县）上报的材料和张起岩道听途说的撰碑，把天静宫作为老子出生地加以录入。《寰宇通志》因纂修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大明一统志》从编修到成书仅用两年多时间，实则是抄袭《寰宇通志》而来，虽然其也把《寰宇通志》中的老子由凤阳府人物移入开封府人物（鹿邑太清宫当时隶属开封府），但考其书，仍“引古事舛戾最多”（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此书“舛错抵牾，疏谬尤甚”。之后，明弘治凤阳府方志《中都志》出于地方偏见，虽然也想把老子记为本地人，但因缺乏历史依据，就玩弄文字游戏，把天静宫记为“老子所妊之地”。“妊”者，孕也。天静宫实际上又重回“李母感星之所”的地位。此后，明万历皇帝也把鹿邑视为老子出生地（光绪《鹿邑县志·卷三建制考·坛庙》引明万历二十年鹿邑知县刘一澜《鼎建精忠祠记》云“鹿邑即真源也……余初莅任……时天子轸念元元，蠲恤之诏屡下小臣”。元元、玄元、混元，均是指太上老君李耳）。天静宫由“所生之地”变成了“怀孕之地”，虽然相比《大明一统志》有所修正，但仍会与老子生地相混淆。为此，清初《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江南通志》（清江南省方志）等史书对此又进行了矫正（在记载老子出生地时，《大清一统志》对天静宫加“相传”二字，对太清宫则直陈无疑；《江南通志》对老子里籍还进行了辩讹），老子故里在明末清初又复归原地鹿邑。对此，乾隆《亳州志》无奈而又心有不甘地按语道：“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此独非诞弥发祥地乎？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无始之始”就是“始生”之前的时间，即“始孕”之时。乾隆《亳州志》不得不承认老子出生于鹿邑，却又把天静宫定为“诞弥”发祥之地，即怀孕之地，认为如果以神仙家编造的“始孕”之地来探求老子的起源，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经过历代史学家对比，可以断定《史记》是很少误记的。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大约30位商王及其世次。尔后甲骨文出土，其上所载的商王和《殷本纪》大致相同，仅有一处出错，而这个错误也只是将商朝三位先公先王的世次顺序弄颠倒了，其余则全部吻合。西汉刘向、扬雄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东汉班固也称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史记》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战乱纷争的时代。《史记》、《春秋左传》等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十次伐陈，其中四次灭陈，一次灭而未占，两次使其复国，陈国疆土不断被楚国蚕食。老子出生地“江山频繁易主”，出生时究竟属陈还是属楚，确实难以判断。司马迁是个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他搞不清老子的生卒年月，就回避了这一问题（现今流行的老子诞生于公元前571年的说法是今人根据孔子年龄推测的），直言“莫知其所终”，但对老子里籍则如实载入。春秋前期，乡、里较郡、县产生的早，各诸侯国下设乡里，而非郡县。《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邦”下就是“乡”，也说明老子生前可能尚未设置“县”或者“县”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相县、苦县设置以前，厉乡曲仁里已经存在。老子生前乡籍厉乡、里籍曲仁里没有变化，但国籍、“县”籍不断变化。春秋战国时代文字档案保管条件较差，司马迁时代史料仍然缺乏，老子出生的年月尚且搞不清楚，出生时厉乡究竟隶属于相县还是苦县、陈国还是楚国更无从知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子一生的主要工作成就《道德经》是在其西出函谷时完成的；老子西出函谷之时，陈国已为楚所灭，厉乡隶属楚国，此后一直到《史记》成书之时，整个陈国辖境就被称为故楚之地，简称楚地；秦末至西汉时期，这里又先后设置了不同的郡国楚国；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西汉时期，厉乡还一直隶属苦县。《史记》成书之时，厉乡仍然可以称为“楚苦县”。因此，司马迁不言老子“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而是得出“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的结论。这种以后来的行政区划作为里籍的表述方式古今经常采用。比如汉高祖刘邦生于秦国，但大家却公认其是西汉人。三国时期皇甫谧（215～282）所撰《高士传》云老子“或曰谯人”，唐宋时期的史料称老子“诞生于亳”、“降生伊亳”，“谯”、“亳”均非老子出生时的地理概念，而是史书形成时的地理概念——因为建安二十四年（219），东汉方分沛国立谯郡，治谯县。在此之前，辖有赖乡的老子故里苦县与谯县一样，同属县级行政区划，互不隶属，老子既不能称为“谯人”，也不能称“诞生于亳”。魏明帝景初二年（238），陈郡苦县划归谯郡，故皇甫谧就可以称老子为谯人了。南北朝末期，谯郡又改名为亳州，仍辖老子出生地谷阳（苦县易名而来），此后史料也可以称老子“诞生于亳”。同样，2000年涡阳县由阜阳市改属亳州市，此后涡阳人就只能称为亳州人而不能再称为阜阳人，即便某个人在划归亳州2年后就故去了，盖棺定论，他仍然是亳州人。春秋至东汉，老子出生地的国籍县籍先后演变为春秋陈相——春秋楚相（县）——楚苦县——东汉陈国苦县，而老子生卒年月又不祥，因此，老子在东汉以后会出现名称不一的几个籍贯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