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记》成书以来，鹿邑、苦县的历史沿革及鹿邑太清宫的历史沿革都有国家官修正史明文记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涡阳县也想把自己打造成古代苦县，把天静宫打造为东汉老子庙，但所持文字证据均是明代以后的，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于是就生拉硬扯，移花接木，拿别人的史料弥补自己的不足。

一、自相矛盾

涡阳说“在介绍天静宫时，引用完《大明一统志》有关条文之后，就开始强拉硬配顺杆爬，直接跳跃到汉朝，声称“在汉为老子庙”（而明崇祯年间方震孺撰《天静宫重修碑》却说：“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两者相互矛盾），却不提是哪一本史书上记载的、在什么朝代、由谁把老子庙改为天静宫的（实际上也根本找不到）。

二、自说自话

”涡阳说“因严重缺乏天静宫的建设时间和历史沿革，干脆采取拿来主义，直接把苦县老子庙（真源太清宫、鹿邑太清宫）的资料搬来就用，毫不脸红。如：

明成化《河南通志》载：“太清宫，在鹿邑县城东一十里老子所生之地，汉延熹间创建。”

而《亳州志》载：“天静宫，在州东一百二十里。汉延熹八年建。”创建时间比河南记载得更具体。

很明显，这个“汉延熹八年建”是根据汉桓帝到苦县祠老子的时间推出来的，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天静宫建于汉延熹八年，无历史渊源可寻。

当时亳州的同志也是按此上报大清帝国有关部门作为修志参考的。但大清帝国有关部门确实是国家级水平，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汉桓帝于延熹八年正月就开始祠老子，而天静宫延熹八年才建设岂不误事？于是就果断地在《大清一统志·颍州府》中把天静宫建设时间改为“汉延熹七年建”。

但这样做仍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可以改自己的地方志，却改不动以前的史书：

晋《水经注》记载，汉桓帝永兴元年（152）谯令长沙王阜在苦县李母冢东立《李母庙碑》；东汉建和三年（149）陈相孔畴在老子庙东侧建一座孔庙。

唐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贼验》云，“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祖老君降生之宅也……其古迹自汉宣、汉桓重修葺”，这说明老子出生地之老子庙在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就已经存在了。

天静宫至少又晚了210多年，仍然与东汉老子庙攀不上关系。

三、鱼目混珠

天静宫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北宋贾善翔的《犹龙传》，其考古发掘虽然也有北宋之前的“建筑遗物”，但并没有文字性的遗物作支撑，这些“建筑遗物”与自己的史料无法印证，于是就抛开《犹龙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不用，转而拿鹿邑的史料来补证。

但又不敢承认是鹿邑的史料，仅称其为“与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年代大体吻合”。事实上，史书“有关老子建祠的记载”不仅记载有时间，而且记载有地点，这个地点就在谯县以西的苦县。

而谯县以西的老子祠与谯县以东的涡阳没有任何关系，鹿邑老子祠也与涡阳没有任何关系。鹿邑与涡阳相距甚远，虽然历史上曾同时隶属亳州，但二者之间相隔谯县，始终未能相邻。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二年（743）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九月“谯郡紫徽宫（注：应为紫极宫）改为太清宫”。

《新唐书》在真源县条下注曰：“有老子祠，天宝二年曰太清宫”。这说明老子出生地之苦县老子祠在唐朝时就已改为太清宫，且是当时谯郡唯一的太清宫，宋、金、元、明、清一直到今天仍沿袭未变。

而涡阳天静宫在北宋以后是与真源太清宫同时并存的两个宫观，在此之前既没有老子祠改名为天静宫的记载，也没有太清宫改名为天静宫的记载。

苦县老子祠与涡阳天静宫无论是坐落地点还是庙名均不相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宫观。所以，即使涡阳的考古发现与苦县老子祠的史载“年代大体吻合”，但由于“地点完全不吻合”，也绝对不能把苦县老子庙的史料拿来使用，更不能把天静宫强附为“太清宫”。

同样，涡阳的考古发掘与亳州城圣祖殿、与湖北麻城市五脑山道观等道教遗迹的建设年代也大体吻合，总不能就此证明涡阳天静宫乃是亳州圣祖殿或五脑山道观吧？！

鹿邑太清宫的史料对于涡阳来说，除了造假时可供参考外，对证明其系汉代老子庙帮不上什么忙。

四、生搬硬套

涡阳一中杨光同志在《老子生地考辨补证》一文对“废苦县”的考证中也存在这一现象。该文主要引用的是近年出版的《肇域志》（明末清初炎武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笔者没有找到这本书，仅从杨光同志引用的几条来看，该书明显存在句读不分和自相矛盾之处：

《肇域志·河南·归德府》云：“鹿邑县 府南一百二十里。东汉武平县。

《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郸县，在西南七十五里郸城集。武平县，在西北四十里”。

以上不足70字，对“武平县”竟介绍两次，一个是“东汉武平县”，一个是“武平县”，不知后一个武平县又是什么时候的呢？

再分析其中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一句，标点也明显不对，应为“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即此，汉苦县在东七十里”，鸣鹿故地在今鹿邑县城西70里，鸣鹿故地东70里就是今鹿邑县城。

《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亳州》又云：

“元亳州，属归德府。本朝改为县，隶开封府归德州。洪武六年，改隶颍州，属凤阳府。……废苦县，在州东十里。废武平县，在州西。”

按照这个”史志“的说法，几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全乱套了：武平县本在鹿邑县城以西，却变成了亳县以西；苦县在亳县以西的鹿邑县已经介绍完了，却又跑到亳县东了。

在同一本史书里，苦县、武平既隶属于鹿邑，又隶属于亳县，自相矛盾。而由苦县演变的谷阳县、真源县、卫真县却被凭空吃掉，在亳州、鹿邑两县条下都没有介绍。很明显，这是作者把今鹿邑县城”误“作为“鸣鹿”故地而导致的。

苦县在“鸣鹿”故地东70里，把“鸣鹿”故地向东平移70里，苦县当然也会随之向东位移70里，这样苦县就从鹿邑县城挪到了亳州东10里，这就是《肇域志·南直隶·凤阳府·亳州》中“废苦县，在州东十里”的来历。

亳州历史悠久，春秋时就称谯城，亳州以东40华里之内一直都是谯县管辖，如今却成了苦县的地盘，令人匪夷所思。

但就是凭这个自相矛盾的书籍，杨光同志却得出了“废苦县在（亳）州东十里”的结论，并谓之“有地理志记载可查的”。接着，就使出移花接木的“考证”方法来，把苦县的历史沿革史料完全照搬用上了。只是那些史料没有一个是说苦县位于亳州以东的，均与亳州东的假苦县接不上茬。

不知在杨光眼中这个位于亳州以东十里的苦县演变为谷阳后，在南北朝时是如何隔着亳州城合并到武平的；演变为卫真后，在元代又是如何隔着亳州城合并到鹿邑的。（在杨专家心中，只要他想要的，隔着河北也能把山西与山东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