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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谯城抢老子故里套路大揭秘之五:断章害义

作者:钟钰    来源:老子论坛

所谓断章害义,就是在引用史料时,撇开全文不谈,仅仅摘出其中的几句来加以附会,完全歪曲史料作者的本义。(与上述几大套路伎俩相比,可谓一脉相承,一样的配方——编者注,下同)

一、对史志原文明目张胆的摘录

1.对《水经注》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水经注》时,只摘出“涡水处其阳”、“北则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老子生于曲涡间”等几句,而对涡水过老子庙后须先经相县故城南、再经“谯县故城(今亳州城)北”等地方才能流入到涡阳城北却避而不谈,原因是害怕人们识破真实的老子故里在谯县故城以西,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谯县故城以东。

更为恶劣的是,对“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等记载更是讳莫如深原因是天静宫之东自古就没有涡水流过,与郦道元所载明显不符。

2.对《老子铭》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引用边韶《老子铭》时,只摘出“老子,楚相县人也……涡水处其阳”一句,而把中间的“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16个字以省略号代替,目的是为了把苦县的前身——春秋楚国相县与淮北的战国相邑加以混淆,利用涡阳距后者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依傍后者把涡阳假造为老子故里。

3.对《亳州志》的选择性摘录。“涡阳说”在引用乾隆《亳州志》卷三修志者按语时,只引用一句“西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而把此句之前的“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完全省略,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亳州志》来否定鹿邑,把天静宫由李母感星之所强附为“老子出生之地”。

4.对《鹿邑县志》的悍然摘录。“谯城说”者在引用《鹿邑县志》对太清宫历史沿革的记载时,竟公然把原文“唐名紫极宫”中的“唐名”二字略去,目的就是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为所谓的鹿邑“假造”老子出生地的谎言编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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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史志本意肆无忌惮的歪曲

(一)对魏文帝诏书的歪曲

1.《老子故里考》的引用事件

公元190年,魏文帝回老家谯都前后,颁布了一个著名的诏令,即《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后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中对此进行了引用,但名称却谓《敕豫州禁吏民往老子亭祷祝》(此是佛教典籍中的标题,在道教典籍中的标题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在老子庙前的石阙上所刻标题也为《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不知以研究道学为长的教授偏以佛教名称引之?

孙以楷教授在《老子故里考》里对所谓老子故里进行“考证”时,公然对《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庙诏》原意进行歪曲,他说:

“魏文帝曹丕曾到苦县赖乡察看。他并没有被赖乡的老子生地说吓倒,下令豫州刺史宣告吏民不得‘妄往祷祝,违犯常禁’。曹丕指出,‘此亭当路,往来者辄往瞻视’,道出了赖乡老子祠影响大的客观原因”。

没看过原文的人,很容易被孙教授的这段话误导,得出“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但查阅魏文帝的原文,本义却与孙教授说的完全不同。原文如是说:

“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劈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昨过视之,殊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安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

翻译成现代文,大意其实是说:老子是古代贤人,但不能位居孔子之上。不知鲁郡(曲阜)的孔子庙修好没?汉桓帝不以儒教冶天下,事事拜祠老子祈福,实在是笑话。(父亲)魏武帝(对祠老信鬼神这种风气本来是禁止的),但他又认为老子是贤人,就没有拆毁他的房屋。我(曹丕)也是这种观点,继续将老子庙保护起来,并进行了修缮,供路人来往休息并参观。前日我路过此地,发现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整顿,即: 对贤人可以尊重,但老子庙不准被小人利用,严禁当作“神”来立祠祷祝……

孙教授这种置事实而不顾,肆意断章取义的论述,很显然是想把人们引导到“苦县老子祠不是老子出生地”这一结论上来。(不知教授是否受命捉刀成文,但作为被世人尊重的资深专家真不该有此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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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诏书》产生背景分析

自汉桓帝在苦县公开祠老子后,道教更为盛行,但道教太平道首领张角却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秘密活动,发动了黄巾大起义。曹操把黄巾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曹氏政权已坐拥天下,但因害怕别人故技重施颠覆自己,所以,对神仙之事讳忌尤甚。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光和末,(曹操)迁为济南相,禁断淫祀,姦宄逃窜,郡界肃然。”注引《魏书》曰:“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淫祠由此遂绝。”

可见曹操对诱发黄巾起义的道教采取了强硬措施,所到之处,“皆毁坏祠屋”,若非老聃是贤人,苦县老子祠也难以幸免。

魏文帝与曹操观点类同,称帝后重视儒家礼教,认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圣人孔子之下,对贤人可以尊重,但不准当作“神”来立祠祷祝,禁止民众从事“奸邪鬼神”已成“常禁”。但因该老子祠位于官道旁边,行人总爱前往瞻视,而楼屋损坏严重,所以才令人修整。

但当他登基三年,再返谯都路过苦县时,看到这个幸存下来的老子祠经过修缮非常规整,不断有人瞻视,十分害怕这个老子庙会被小人利用,故下诏严加防范。黄初五年又下诏在魏国全境严禁民间祭祀活动,诏曰:

“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见《三国志 魏书二 文帝纪》)。

显而易见,魏文帝下诏禁止“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并非是针对苦县老子祠的,魏国全境莫不如此。从汉桓帝祠老至魏文帝时期,老子祠经受几十年的旺盛香火,声誉鹊起,附近修建官道乃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此亭当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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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诏书》却旁证了时老子祠就是老子故里

魏文帝虽认为老子“未宜先孔子”,但一句“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道出了苦县老子祠的确就是老子出生地——因为“鲁郡”是孔子的故里,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壬午曾下令“鲁郡修起(孔子)旧庙”,把孔子与老子对比到一块,由孔子故里自然就联想到老子故里,这一句的潜台词很明显就是“陈郡老子庙已整修一新”。

此诏“不毁其屋”中的“其屋”二字也说明这个老子庙就是老子故宅。这些都说明今鹿邑太清宫在三国时仍被人们视为老子故里。而涡阳天静宫始建于北宋,北宋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涡阳天静宫的记载,并非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路途不便才被人遗忘。

天静宫所在的城父和临涣县(铚县)历史悠久,是安徽地区可考的早期县之一,历史上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天静宫临近的下城父与城父并称,也是个繁华的聚落,素有“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称誉,如果北宋之前那儿的确有天静宫存在的话,肯定是隐瞒不住的。

因此,三国时期涡阳县闸北镇、张老家乡一带绝对没有老子庙存在。但这也许正是天静宫所幸运的。以三国时的历史背景,以魏文帝这样的治国理念,如果天静宫在三国时就开始象北宋时那样自封为老子“感星之所”、象元代时那样假造老子生地,魏文帝就不仅是下诏禁止吏民前往祷祝了,肯定还会下令拆除庙宇、毁坏祠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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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张守节著作的歪曲

“涡阳说”在引用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老子里籍的解释时,丝毫不提“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这句话,却紧紧抓住“相近”一词大作文章(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歪曲作者本意,就是认为涡阳与西汉的诸侯方国楚国都城彭城相近,鹿邑相对较远,因此,苦县就是指涡阳。

众所周知,“远”和“近”只是相比较而言,在元代以前,老子故里尚未有任何争议,苦县的位置也未有任何争议,不存在真源与城父或临涣争老子故里的事情,所谓的“相近”,绝非是《史记正义》作者在比较真源、城父(或临涣)两地与彭城远近后得出的结论。当时《史记正义》作者心目中的苦县位置只有一个,在与全国总体情况作比较的情况下,今鹿邑完全可以称得上与彭城“相近”。

西汉郡国废设比较频繁,司马迁编修《史记》时,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息,虽然当时楚国辖境已经缩小,但具体变化史书未载。

根据1986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竹简推测,《史记》成书前,直属汉廷的沛郡并未设立,沛郡可能仍是楚国的一个支郡,仍隶属楚国,而苦县就在沛郡与淮阳郡交界一带(《鹿邑县志》记载此时苦县隶属沛郡)。

《史记正义》的作者怀疑苦县这时隶属楚国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绝对没有排除今鹿邑一带就是苦县,也没有怀疑古代苦县在谯县以西,更没有认为城父一带就是苦县。

退一步来说,如果按“距离彭城远近”这一标准来确定古代苦县的方位,即使按今天的版图,再选10个县区也轮不到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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