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来，但以史为鉴却是最佳的治国方式。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里根先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他以此句来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并解释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在我们的宪法中，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里根总统是持保守派政见的共和党成员，其核心执政观是坚守自由经济的主张，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这一观点同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不谋而合。也正是因为里根总统的这一次引用，《道德经》一书在美国瞬间跃升为畅销书，其版权价值一度超过了13万美元。

早在里根总统和威廉二世皇帝执政之前的数百年，《道德经》这本东方智慧书就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重视。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受到了这些基督徒的高度关注。当时，很多来华传教士们都肩负着一个秘密任务，他们要在中国的古典文明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这些传教团体中有一个“《旧约》索隐派”，该派的核心思想是用中国历史来验证《旧约圣经》的可靠性，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的上帝、中国的起源、文明的年代、美德根于宗教、信仰源于基督等等。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寻找无果后，他们意外发现了《道德经》中论述的“天下之母”“人类之始”“天地之源”等“道”的思想以及道生万物的理论与上帝创世的概念非常类似。基于此，在这些传教士中很快掀起了一场翻译《道德经》的热潮。

最终取得一些成就的是一位叫让·弗朗索瓦·富凯(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的法国耶稣会会士。他曾经对《道德经》做出过部分译注，并提出“道”的概念相当于基督教中的最高神“上帝”的结论，并且在“上帝”“天”和“道”这三者之间展开了关系讨论。这一时期，有相当一部分来华传教士都试图把《道德经》翻译成本国语言，但因为语言、习俗等方面的障碍实在太大，最初的翻译只能是部分内容的传译本。根据李约瑟考证，最早的传译本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18世纪初法国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18世纪末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位名叫雷慕莎的法国汉学家终于成为集大成者。他在1823年发表的文章《关于老子的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中试图翻译了《道德经》的第一、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二等4章，并对“道”做出了释义，认为“道”是一种最高的存在（即上帝），是具有理性和体现的双重性的存在。雷慕莎对“道”及《道德经》中部分哲学理念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曾提起“哲学的起源就是空无”，这一概念正是来源于老子秉有的“无”的世界观。

基于雷慕莎在翻译上做出的努力，他学生斯达尼斯拉·于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1842年终于完成了老师的心愿，公开出版了法文版《道德经》全译本。这个译本是在汇总了几种不同版本《道德经》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包括在中国最具有知名度的河上公版和王弼的注释版本，因此绝大多数汉学家都把于连的译本视为最佳译本之一。可惜是的，这版译本如今只能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偶得一见了。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的翻译还曾引起过一次版权之争。在斯达尼斯拉·于连出版法文版《道德经》的同时，有一位叫布吉耶的《道德经》爱好者也在从事同样的工作。其实布吉耶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完成了《道德经》的翻译工作，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出版社愿意为他出版。更令人不解的是，斯达尼斯拉·于连还曾坚决反对过这个版本的译文。在斯达尼斯拉·于连正式出版了自己的《道德经》译本后，布吉耶曾向他提出过抗议，他认为斯达尼斯拉·于连抄袭了自己的译本。双方针对该译本的版权之争持续了十几年，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斯达尼斯拉·于连依旧凭借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让这套《道德经》的法文译本成为其他译文的范本，此后英文版、德文版等版本的《道德经》多是以此为蓝本而相继问世。吉布耶的译本却只能在民间私下流通了。

斯达尼斯拉·于连的《道德经》译本影响范围非常广，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正是通过斯这版译本知晓了老子的思想，他个人的处事方式也由此影响。1884年3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老子的思想种具有的空前超越性，是可以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引起了全世界关注、重视的。《道德经》的翻译之路走得虽然艰辛，却也恰恰验证了老子“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千古名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表明，《道德经》的印刷量和翻译版本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做过一次遴选，老子因《道德经》这一著作被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这微微五千言的大义，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影响到更远的地方。

【本文源自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清虚道人】